tkq 要加强人权智库和人权研究基地建设，着力培养一批理论扎实、学术精湛、熟悉国际规则、会讲中国人权故事的高端人权专家队伍。
他提出：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的导言中，明确提出切实保障公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促进社会更加公正、和谐，努力使每一个社会成员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幸福的指导思想。
进入专题： 人权 。中国的人权定义突破了历史上和现实中某些国家政策导向的片面性。人类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概括来说，主客观标准相结合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可见、可感知的标准，而幸福感是最高等级的发自内心的感受和评价。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来源：《光明日报》2022年06月17日。
事实证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群策群力，用勤劳和汗水，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创造了美好的生活。中国的人权理想和人权追求与中国梦有着密切联系。阎天2019年在北大开设的劳动法课程的结课辞构成了附文三，他提出劳动法是冲突之学，既有角色冲突，也有机构之间的冲突，还有价值冲突，最后还包含了理念的冲突，这些冲突可以被概括为代际冲突，即前《劳动法》时代与后《劳动法》时代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的转变问题。
一部新中国的宪法史，就是中国人民用劳动实现宪法愿景的历史，美好的生活是用汗水、泪水和血水浇灌的劳动之花。这篇演讲稿后来扩展后发表成文现在全书的导论《重思中国劳动宪法的兴起》。阎天的这种超越法条的研究方法，特别体现在第三章对按劳分配宪法意涵的解读中：通过对宪法条款的解读，提炼出按劳分配在三个层面上的多重含义。[26]作为劳动宪法旗帜性人物的阎天，对此显得更为谨慎，也更为收敛，他将希望放在改革这样的状态词上，这或许也是身处学科专业槽下不得已的选择。
劳动宪法概念的这两点背景已与前述，从学术上来说，劳动在公法和政治理论上的重要性，而且劳动法学从法学理论上的法律部门划分来说本来就是兼具公法和私法性质的。但另一方面，阎天也严格地限定宪法思维对劳动法的帮助，他更多从释宪的角度去调用宪法知识，关注宪法作为高级法、如何将一些更高大上的理念引入到劳动法的理念和实践中，却并没有充分尊重劳动的真正价值和含义，这样也就将劳动在中国宪法中的更重要的含义消解或者说淡忘了。
不涉及公权力机构或公共利益的权利义务一般都落入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在民法理论中，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都是人，理应地位相等，但是在现实中出现了各种具体情形，特别是在劳动关系领域中，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经济地位上制度化的不平等。[④] 汪建成：《刑事诉讼法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阎天认为，对劳动法议题的研究，不仅要从部门法的角度进入，还必须要回到宪法的语境下才能完整地回应。但劳动宪法终将会超越这些束缚，阎天的探索也将具有更大的学术史意义。
[②] 参见沈建峰：《论劳动法作为特别私法：民法典制定背景下的劳动法定位》，《中外法学》2017年第6期。其实，合题的关键的是要将这些分散的作为受雇者存在的劳动者组织起来，这就需要政法体制上的保障——从分散的受害者组织起来成为主人翁，这也是从分化的群众到整体的人民的转变之关键所在。阎天在有一个精炼的概括，遵守劳动纪律的义务，是一种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兼具的义务，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其政治目标被淡忘，这种淡忘也导致了学术界没法很好认识劳动纪律义务。劳动是锻造无产阶级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劳动者需要在劳动中才能变成无产阶级，劳动者因为接受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各种锻造，对社会主义治理的部分很熟悉，因此我们才有机会在保留作为社会形态的民主的前提下，消解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
这一点在其他方面也都有体现，如在分析按劳分配是否能够在公有制之外的企业中实施时，阎天发现经典作家认为只有在公有制企业中才有可能实施按劳分配，但是现在我们解释按劳分配时却不能如此拘束。如在解读按劳分配条款的意涵时，阎天既分析了八二宪法原旨含义，也对高质量发展理念对这一基本原则的影响做了分析，发掘出这一规范在新时代的含义。
[21] 阎天：《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第192页。就劳动改造条款的衰落而言，阎天在第203页还提到一个原因：社会主义建设者已经被纳入到国家统一战线之中，所以不必再提劳动改造
同时这种新概念还必须有其理论和现实意义。[17]在劳动议题中，哪些是真实发挥作用却没有被规定到成文宪法之中的呢？笔者在这里无法给出一个答案，但是这是理解新中国社会主义宪政的关键问题之一，而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既需要有不成文宪法的视野，也需要对新中国宪制的更多材料进行解读。对此还要多做一些解释，因为我国宪法中似乎没有对工人、农民进行界定，这是否表明无法通过宪法完成上述工作？笔者认为，除了政治宪法学的论述外，我们还可以从宪法社会学视角推进劳动宪法议题的研究，不成文宪法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就劳动宪法的未来而言，阎天也在附文三中给了我们一个方向。[24]第二，强调阶级的逻辑，能够再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工农联盟的主体性，强调这一点在推进共同富裕的今天具有现实意义。在笔者看来，宪法第1条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条款，为谁是人民做了界定。
这五种价值在宪法中可以找到条文依据，但是具体实施过程中却有不少脱节的现象，从而体现为劳动价值的失落，如生计价值无法得到充分保障。[12] 参见邵六益：《审委会与合议庭：司法判决中的隐匿对话》，《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
在这两个时代中，阎天并没有简单地站队，尽管他最后以改革法来定义中国的劳动法，以这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改革，作为化解上述各种冲突的最终途径，他这里所谓的改革不是简单的改革开放，而是作为一种持续不断的事业的改革——因此也就没有通过这个全书的结论处给出明确的价值判断。这是现行宪法规定公民劳动义务的基本逻辑。
在这个意义上，阎天兄的劳动宪法研究，或许我们可以借用鲁本（Stanley B. Lubman）不太准确地概括中国司法改革时使用的一个概念——笼中鸟。这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呼吁，而是有着自身的现实意义，能够对当前的一些棘手问题提供解释的指引，为某些解释提供规范指引。
这些宪法学议题都吸引了大量的学者的加入，与这些研究潮流不同的是，劳动宪法的研究似乎是由阎天以一人之力推动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秘书长张翔推荐语）。[15]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宪法条款都排斥制宪权，如宪法序言的很多表述是具有创造性的，就是带有制宪权的意味的。效率价值与生计价值被对立起来了。劳动是锻造无产阶级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劳动者需要在劳动中才能变成无产阶级，劳动者因为接受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各种锻造，对社会主义治理的部分很熟悉，因此我们才有机会在保留作为社会形态的民主的前提下，消解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
第二种劳动宪法是阎天重点关注的，阎天认为劳动在中国宪法中是普遍存在的，劳动在宪法中反复出现30次，阎天将劳动之于宪法的价值概括为以下五种：第一，生计价值。如何去发现这种痕迹？如何从宪法并未明确提及的法条中解读出这一形象？这就需要去问，阎天所谓的宪法维度是什么？ 三、意犹未尽的宪法视角 阎天主要是从宪法解释学的角度展开分析的，他特别擅长于对某个劳动法规定的宪法教义学抽丝剥茧的解释，比如在第四章对按劳分配的十五条宪法涵义的分析，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那么，阎天所说的劳动宪法，与宪法教义学有什么样的关系？ 阎天并非简单地将劳动宪法局限在教义学上，他从三个层面上来理解劳动宪法。阎天2019年在北大开设的劳动法课程的结课辞构成了附文三，他提出劳动法是冲突之学，既有角色冲突，也有机构之间的冲突，还有价值冲突，最后还包含了理念的冲突，这些冲突可以被概括为代际冲突，即前《劳动法》时代与后《劳动法》时代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时代的转变问题。
这些释宪思路将劳动矮化为劳动契约的标的，不仅为用人单位待价而沽、只论绩效的做法提供了依据，而且剥离了劳动政治和社会意涵，违背现行宪法的规定。阎天在初步总结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对宪法按劳分配条款解读出四条最初的宪法命令。
阎天的多处论述中都存在这样的张力和紧张关系。如果要从宪法的角度来阐述全书的话，那么最先需要论述的应该不是平等就业、反歧视问题，似乎应该从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入手来写——毕竟这是宪法正文第1条就规定的。实际上，这些价值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宪法中地位显然是不同的，对于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来说，关键则是建立在劳动、阶级逻辑之上的公共人格的塑造。[⑤] 参见邵六益：《民法典编纂的政法叙事》，《地方立法研究》2019年第5期。
[13]阎天在对破产法中劳动者的讨论中，回到了政法体制的变迁中去进行类型划分：在旧破产法里，劳动者被认为是主人翁，这体现在劳动者的积极、有权等多个方面，这一意象当然也来自宪法，由此构建出破产法与宪法之间的关联。[⑥] 阎天：《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57页。
第二种形态，劳动贯穿宪法的全文，对宪法有结构支撑和整体定性作用。[21] 阎天：《如山如河：中国劳动宪法》，第192页。
在这种公私法交织的例子中，经济法更为关注的是社会公益，劳动法更为倾向于劳动者的利益。阎天在第五章讨论了破产保障问题，这也是一个非常中国的问题。
